快资讯:李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

2023-06-25 08:38:12 来源:《文物天地》

【文/李零】


(相关资料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该物是1995年10月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遗址)的一座夫妻合葬墓(编号为95MNIM8)。墓主衣衾华贵,殉葬品多,当是精绝贵族。墓葬年代,估计在东汉末至魏晋这一段。墓中男尸,尸体右侧随葬弓矢等物,织锦出其旁,作长方形,幅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周以麻布缘边,上下缘各缝缀三条黄白色绢带,长约21厘米,发掘者推测是“引弓者护臂之物”,并简称为“护膊”。另外,该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中,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锦(出自男尸头端),其图案风格、设色敷彩和经纬结构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似(但并不相同)。二锦的年代要比墓葬早,估计在东汉时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民丰尼雅遗址M8出土)

“讨南羌”锦(民丰尼雅遗址M8出土)

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学者已经做过不少讨论,这里试做补充,讲点粗浅的看法,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文字

首先,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件“护膊”虽然是精绝古墓中的随葬物,但材料却是汉地所出,实际是用汉地的织锦裁制。它上面的文字反映的乃是汉地的思想,而不是精绝国的思想。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正如学者已经指出,它是属于古代星占中的“五星占”。例如出土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唐代的《开元占经》和《乙巳占》,还有其他许多古书都谈到这类内容。但应当指出的是,古代的五星占往往与用兵有关,具有兵阴阳的性质。例如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就属于这一类。《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分兵书为四门,其中第三类是“兵阴阳”。它的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传世五星占,是以五星配合五行。其说与“因五胜”(利用五行相胜)有关。而五星中的太白是西方之精,乃主兵之象,尤为兵家所重。如唐李筌善推阴阳以言兵事,他的兵书叫《太白阴经》,就是以“太白”名书。数术家以“五星连珠”定用兵利害(类似以斗、岁向背定用兵利害),在古代有很大影响。但这种天象很少碰到,古人称之往往只是虚应故事,并不一定能当断代依据。

电视剧《汉武大帝》剧照

古书讲“五星占”材料很多,但与织锦文字最接近还是下面两条: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史记·天官书》)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

这两条占文,内容基本相同。它们都是以五星所聚的方位所在讲行师用兵的主客利弊,无疑属于兵阴阳的范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占文中的“中国”是相对于“外国”或“夷狄”。因为“中国”一词虽然西周就有(如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但与汉代的用法还不太一样。中国早期的“国”与“邦”不同:“国”是首都(有别于都、县),“邦”是国土。汉避高祖讳,造成“邦”“国”混乱(如改“邦家”为“国家”,“相邦”为“相国”),但“中国”的说法却是本来就有。西周时期,“中国”是指洛阳这种天下辐辏,四方入贡道里均,有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轴心城市,它是天下之中的意思,但从《史记》等书的用法看,汉代的“中国”却是区别于“夷狄”或“蛮夷”。“夷狄”多指北方的非汉族地区,“蛮夷”多指南方的非汉族地区。它们都属于正史蛮夷传所说与“中国”有密切来往(有时称臣纳贡,有时举兵来袭)的周边国家,古人称为“蕃”(《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蕃”是藩屏之义)。现在西方学术著作多以frontier (边疆)称之(如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就是这样用)。它和今语的“外国”还不太一样。另外,占文讲五星在东和五星在西各是一层意思,这点也值得注意。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即有利于“中国”的情况。另一种情况,即有利于“夷狄”的情况,因为对中国不利,它在织锦上肯定不会出现。这很明显代表的是当时的汉族意识。特别是如果此锦与“讨南羌”有关(但不一定与“讨南羌”锦连读)。它很明显是与汉征西域的军事活动有关,意思是说,只有中国一方才是胜利的一方。这样的文字对西域各国来说,其感受应该不太愉快。但身为“夷狄”的精绝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裁制护膊,用以随葬,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学者认为,此物是汉王朝赐赏,精绝接受此物,是表示归化臣服。这当然是一种可能。但如果此物是为纪念汉征南羌,也有可能,精绝是以南羌为异族,和自己无关,并不感到侮辱。或者墓主不解文字含义,但爱丝绸之美,根本就没把它的内容当一回事。

总之,织锦文字中的“中国”是指汉族地区,而并不包括僻处西域的精绝国,这是当时的历史情况。

(二)动物图案

关于此锦的图案,比之文字,学者的讨论似比较简略。如于志勇先生说此锦“有孔雀、仙鹤、辟邪、夔龙和虎等祥禽瑞兽”(下简称“于文”);孙遇安先生说“据初步观察,这是一片典型的东汉云气禽兽纹锦,在蓝色地子上以经线起花,织出绿、白、黄、赭红色相间之缭绕的云气,有虎、辟邪、大鸟、灵禽出没其中,云气上方还织出红色和白色的两个圆形,应代表日月”(下简称“孙文”)。这里我想多说几句,试把各种可能都讨论一下。

此锦上的动物图案只有四种,两禽两兽,并没有更多的种类,其他动物只有局部,都是重复出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四种动物图案

它们从右至左(和文字的顺序一致)依次是:

(1)右起第一种。于文称为“孔雀”,孙文称为“灵禽”。前者以此禽为孔雀,大概是因为它头上有冠。后者只是泛称,并无确指〔案:此禽头上有冠,翅膀是绿色(夹黄色花纹),嘴和脚是红色,和现存鸟类中的孔雀差距较大,而与鹦鹉略微相似(有冠,红嘴、红脚、绿翅膀),但也不尽相同(冠、喙的形状不同,足太长)〕。我们怀疑,它和下面第三种动物相似,也是一种神化的动物。今查《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异鸟”类引《临海异物志》,该书提到一种作为祥瑞的“世乐鸟”,其特征是“五色,头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则见”,正与此禽吻合。它的原型也可能是综合了鹦鹉和孔雀的特点。鹦鹉、孔雀都是远方贡纳的珍禽。如《汉书·武帝纪》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颜师古注:“即鹦鹉也,今陇西及南海并有之。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有三种,一种白,一种青,一种五色。交州以南诸国尽有之。白色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盖谓此也。”参看《太平御览》卷九二四“鹦鹉”“白鹦鹉”“赤鹦鹉”“五色鹦鹉”类),《南粤传》记南粤王赵佗以“孔雀二双”献汉文帝〔案:孔雀,交趾、罽宾、条支皆有所产,参看《太平御览》卷九二四“孔雀”类〕。当时的鹦鹉和孔雀都有南来和西来两种。

(2)右起第二种。于文称为“仙鹤”,孙文称为“大鸟”〔案:此鸟从形状看,应是鸵鸟。鸵鸟原产非洲,也是经西亚传入〕。我国史籍多称“大鸟”或“大爵(雀)”,并依其出产之地,或称“安息雀”(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或称“条支大鸟”(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孙文所说“大鸟”如果是指这种“大鸟”,我很赞同。鸵鸟形象流行于唐代,如唐代帝王陵寝的关中十八陵,神道石刻几乎都有鸵鸟屏,但年代更早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汉晋时期的肖形印(可能是新疆地区的肖形印),其中就有鸵鸟。其设计与1990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的七鸵纹银盘相似。在中国的外来禽类中,鸵鸟也是很突出的一种。

左:四鸵纹印图

右:七鸵纹银盘(孙机绘)

(3)右起第三种。为有翼神兽。于文和孙文称为“辟邪”(于文又称“夔龙”),这是按东汉以来的习惯〔案:有翼神兽是西亚流行的艺术主题,后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西人称为格里芬(Griffin)〕。其种类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禽首类(禽首禽身或禽首兽身),一类是兽首类(带翼狮、带翼鹿、带翼羊)。它们的共同点是有翼和禽兽合一。中国的有翼神兽也分两类,一类作禽首(如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台北故宫博物馆藏“鸟首兽尊”、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一类作兽首(如中山王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铜有翼神兽)。这类形象,东汉以后非常流行(如南阳宗资、宋均墓),特别是六朝陵墓,往往成对出现于神道石刻中,形体高大,引人注目。据《汉书·西域传》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三等书,学者多称之为“天禄”“辟邪”。“ 天禄”,是天赐之福,“辟邪”是祛除邪魅,都是含祥瑞之义的中国词汇,但其造型是来源于欧亚草原、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艺术。有翼神兽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很大,如魏晋南北朝以降,隋唐以来的镇墓兽往往是成对出现,一件作人首,一件作兽首,两者都带翼,可能就是吸收了天禄、辟邪的特点。

(4)右起第四种。学者皆以为“虎”,从形状看,比较吻合。但此兽的头部并不清晰,也有可能是狮子,或狮子的变形。我们理解,此锦的动物图案,从总体考虑,似乎是以状写来自远方的珍禽异兽为主,皆有祥瑞之义(即瑞兽)。《史记·天官书》说:“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古人认为天下太平,则四方来朝,珍禽异兽往往是贡纳之物。这与文字内容正好相互呼应。图案中的“虎”是中国所有,并非奇物,我们怀疑,它也可能是表现“狮子”。狮子原产非洲、西亚,本来不是中国动物。但它传入中国也比较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如《穆天子传》《尔雅·释兽》都提到“狻猊”,就是战国时代的名称,而汉代则称之为“师子”。“师子”的出土实例似以东汉为最早。东汉以前的狮子是包含在有翼神兽的形象中。中国的有翼神兽,其狮首无雄狮之鬣,往往类似于虎,这是狮子形象被“中国化”的结果。因为西亚有狮无虎,中国有虎无狮。西亚的狮子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往往与虎易位和混同。

总之,我们认为,上述四种动物主要是远方贡纳或神化的珍禽异兽,它们和汉地流行的动物造型(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主要是一种“异国情调”的艺术主题。

补记:

8月20日在乌鲁木齐参观,又有所见闻:一是学者称为“护膊”的织物看来还有较早的例子,如新疆博物馆藏1992年鄯善苏贝希三号墓地M25出土的所谓“皮符”,发现时是在墓主胸部,花纹作“三角锯齿状火焰纹,内填三堆篝火纹和窃曲纹”,形制正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应是纯粹的当地制品,参看吕恩国、郭建国《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收入王炳华、杜根成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150—170页;二是新疆出土的汉锦,很多都有类似的动物图案,如新疆考古所藏“永昌锦”和“长寿明光锦”,皆作三兽一禽,其中兽类亦有有翼神兽和狮虎类动物,这类图案也见于不带汉字的当地织锦,参看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06页:图版261、263和102页:图版249。此外,今年《文物》1期还发表了1995年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M15出土的所谓“刺绣护膊”,发现时是绕系在手臂上,同样是当地制品,年代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近。

苏贝希古墓出土的所谓 “皮符”

营盘墓地M15 出土的所谓 “刺绣护膊”

又上文说“右起第四种”学者以为虎,但“也有可能是狮子,或狮子的变形”,此说牵强,应作废。

1999 年7 月11 日写于密云溪翁庄刘东先生家

1999 年8 月5 日在上海博物馆改定

(原载《文物天地》1999 年6 期,2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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