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不列颠罗马驻军的组织成分和特点,就可以探讨军队对不列颠的影响了,但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由于史料有限,探讨这个问题有诸多局限,因为,不列颠驻军具有自成一体的特点,由于驻军最终定居,军事区之于非军事区,可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表现为军事区与非军事区之间的交往,在史料方面几近阙如,即使在军事区内部,铭文材料之分布亦有失平衡。军团留下的铭文远远多于辅助军留下的铭文,甚至在全由辅助军驻守的哈德良长城一带,多数铭文也是关于军团的,这是不同军种之间的薪饷差异造成的,因为磨刻碑铭价格不菲,薪水多才负担得起。出于同样原因,辅助军留下的铭文中也是骑兵的铭文居多。考虑到这些局限,此处从军队与城市、军需之供应及罗马公民权的普及这三个角度来讨论军队的影响。

军队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突出反映为殖民市(colonia)的出现。不列颠首座殖民市科尔切斯特建立于公元49年,用以安置军团中的退役老兵;随后又建立格洛斯特(Glevum)和林肯(Lindum)两个殖民市,分別安置“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和“西班牙的”第九军团老兵。这三个殖民市中至少有两个原为军团营垒所在地,1968年以来在格洛斯特的系列发掘表明,退役老兵们一开始居住的棚屋在设计与规划上亦步亦趋地仿照营垒中的营房,甚至连拥挤程度也尤有过之,背垒中的街区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

殖民市数量虽少,但作为罗马文化的中心,它们是城市生活的样板，有示范作用，这正是罗马军队作用于行省的首要而直接的方式。不过由于数量少,殖民市的辐射能力仍然有限。此外,这种方式作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用退役老兵设置殖民市的做法在哈德良以后就基本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军团士兵退役后宁可住在军团驻地附近。

(资料图)

军队对城市的影响还以一种无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军队在征服初期流动性较强,常常从一个地方驻扎到另一个地方,军队撤离后军营转为民用,由此成为城市的原型。罗马军营的选址甚为考究,均出自缜密的军事规划，一般扼守战略要地,尤其是新道路与河道交叉之处。不列颠罗马时期的道路和征服前的道路体系关系不大,主要由罗马军人修建;道路的走向则视战略需要而定,这样,随着军队不断北上,南方原有的军事区逐步转变为平民区,那些建立在原有军营基础之上的城市无意中成了罗马军事部署的产物,这里的平民则大大受惠于连接这些城市的由军人们修建的道路和桥梁。可以这么说,罗马不列颠的城市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马人的战略远见,而非这管些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后者即使有也只是前者的副产品罢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军队对民用建筑——尤其是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的发展影响很大,军队中一些有专长的勤务兵(immunes)如建筑师,测绘师、石匠等,常被城市借调去提供有关的技术支持。但这一观点近来已受到有力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并未得到仔细检视。考古材料可以证明,民用与军用的砖石工艺截然不同,此外,在民用建筑中广泛使用军事技术人员的可能性很小。

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罗马法律规定,士兵服役期间不可在所服役的行省中拥有土地,并明令禁止使用中介人来规避这一禁令。因此,军队在粮食供应方面无法自给自足。由于长途运输在罗马世界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费用高昂,向军队供应粮食的问题一般在各行省内部予以解决,军队以较合理的价格从当地居民手中强行购买谷物,负担于是再次被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

不过在地理的分布上,不列颠居民所受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英国考古学家注意到,近在咫尺的军队并没有刺激北部高地或威尔士的农业发展,则不同,格洛斯特方圆约30英里之内的区域显然对当地驻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总的看来,南方地区负担了不列颠北方大部分军队的粮食供应,从而带动了这一带的农业发展。这里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容物耕作已被引进。

军人的收入明显高于普通平民,扣除必须自行负担的衣食及装备开销以外,尚有足够余额,这显然是吸引众多随营人员(lixae)追踪军队的原因。这些人麋集于军营附近,构成一些定居点,其中军团附近的大定居点往往被称为“镇”(canabae),辅助军附近的小定居点叫“村”(vici）。在2世纪前半叶，一些村镇的生活条件又有进一步提高,木制建筑逐步被石制建筑淘汰,有些建筑中甚至有私人浴室。

村镇上的随营人员主要以士兵提供商品,雯都兰达木牍文书中有一份供应军队小麦的单据,它就写在前面提到的向皇帝递交的诉状的反面。两者笔迹相同,显系出自一人之手。这份单据可能是作者写给其合伙人的;在反面那份诉状中,作者自称为“跨海而来的人”,其身份应当是平民。木牍的整理者认为,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是中介商,他既与小麦的生产者、又与军队中掌管粮食分发的官员(一般而言是百夫长的副手[optiones],他们负责各自单位的粮食供应)联系紧密,并很可能与两者都有契约关系。发现平民参与军队供应,尤其是小麦供应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小麦是军队用品的大宗,在以前,人们只知道可能由军人自己或城市中的官员负责征收。

不应忽略的是,此类从事军队大宗生意的商人数量毕竟有限,商人中的绝大多数为吸引军人的购买力,需要贩卖较高档的消费品,如优质餐具、上等酒、鱼子酱等军营不会供应的物品。此类贸易活动固然有利可图,但其特征仍然是区域性的,与谷物供应相比仍然是边缘性的。雯都兰达军营遗址出土了大量罗马钱币其中还有不少大额货币,这证明军营附近货币交易的规模不小。因此,军人消费对不列颠市场的拉动作用是相当可观的。

军队还是扩大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类是军团士兵的儿子,军团士兵本身虽然是罗马公民,但士兵不准结婚的禁令使他们不享有合法通婚权,所以他们在漫长服役期间与当地女子所生的儿女不具有罗马公民权,其身份只能随母亲。不过,如果儿子愿意继承父业,加入军团,他们就可以在参军之日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另一类人是辅助军。辅助军从异邦人中招募,服役期间如果表现良好能够“光荣退役”(honesta missio),便可通过退伍状①获得罗马公民权。

由此可见,辅助军士兵是普及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这对不列颠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不列颠偏居帝国边陲,居民中罗马公民的比例很低。但这里的辅助军人数最多,根据现存退伍状列举的单位、并在其他铭文材料的补充下推算,不列颠共有65支辅助军,其中8支是千人辅助军,这样,不列颠辅助军的数量能够占到帝国辅助军总数的七分之一。据估计,一支500人辅助军每年有20人退役。从理论上说,不列颠的输助军每年能产生1460名罗马公民,即使其中一半人活不到退役,其儿女的数量也能抵消这一半人。如此日积月累,辅助军退役士兵显然是最大的新增罗马公民群体。

辅助军士兵在25年的军事生涯中不仅要按罗马的方式练兵，住罗马式的军营,穿罗马人的军装,崇拜罗马的神祇,庆祝罗马的节日,还要用拉丁语听说读写乃至计数。拉丁语是罗马文化的核心,也是帝国软实力扩张的最有力武器。雯都兰达驻军木牍文书全部以拉丁语书写,即使写给故乡亲友的信也不例外。其中不少是职业抄写员的代笔之作,但书信的结尾祝语和签名往往与正文笔迹不同,因此是书信口授者的亲笔,以体现对收信者的尊重。

这些祝语往往风格多样:有的平实朴素,如“兄弟再见(uale frater)”,或“我愿你身体健康,再见主人(opto bene ualerete domine uale)”;有的繁复热情,如“主人,我愿你交上最佳运程,因为你最配得上”(opto domine sis felicissimus quo es dignissimus);生气时会写“最没良心的人(homo inpientissime)”或“我愿你倒霉(opto tibi male eveniat)”。在这些文书中甚至发现了一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无不让人想到塔西佗对不列颠贵族的愤怒评语——“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它提醒我们,辅助军军营并非文字和知识的沙漠,罗马语言在当地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军人退役后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40年以后颁发的退伍状多了一处限制,即罗马公民权不再授予士兵服役期间所生的子女,而只授予退役后所生的子女。可以肯定的是,新限制鼓励更多军人的儿子参军,因为辅助军士兵退役之前所生的儿子若想获得罗马公民权,必须像军团士兵的儿子那样,步其父亲的后尘。所以,新限制极可能是想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随着兵源本土化趋势增强,驻军逐步定居化,这个问题在不列颠这个驻有重兵的行省变得日益突出,晚期罗马帝国强迫军人之子参军的做法此时已露端倪。

难以想象,将罗马公民权赐予退役辅助军士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报答他们20余年忠心的服役,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他们退役后仍不把公民权授予他们的妻子？也难以想象此举仅仅是为了普及罗马公民权和提高行省的罗马化程度,否则为什么一开始授予,后来却取消了他们服役期间所生子女的公民权?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依然是转嫁行政负担的方法之一,通过它,罗马旨在确保充足的兵源,以便把帝国边境的防御任务成功地转嫁到边境地区居民身上。

战争是军队存在的最终目的,但进入帝国以后,罗马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停止。相应的,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军队经历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兵源招募日益本土化,这使军团和辅助军之间的区别日渐淡化;二是行省驻军日益定居化,这使军队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具有隔离于非军事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再是战争机器,而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和平的环境彰显了军队的非军事功能。在罗马帝国边境上,军队是最突出的罗马制度与组织。随着行队常备职业化特点的形成,军人堪称行省中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他们对行省社会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兵源日趋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行省本地人加入罗马军队,这些人在军营中消磨掉一生中最年富力强,同时也是最骚动不安和最惹是生非的年华,等到他们退役后,其行为举止多少罗马化了,罗马由此不仅把帝国的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同时又化解了可能存在的动乱困素,可谓一举两得。军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改变了罗马军省的道路体系,带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军队在影响行省社会的同时也会受到行省社会的影响。随着驻军日益定居化及军队周围依附人群的出现,军队与行省社会的整合程度日益提高,这必然激发军人对行省社会的认同,使军队产生维护并伸张地方利益的倾向。简言之,军队还是中央权力的组成部分,各地军人的忠诚是皇帝政治地位的最终保证。元首制末期,在公元211年,塞维鲁于不列颠病逝前,向自己两个明争暗斗的儿子进言:“团结一致,让军人富裕起来,其他人都可以不屑一顾。”皇帝很清楚,只有军人才敢对他不屑一顾。元首制时期的罗马皇帝很难界定其身份,他看上去像个万事通,既是“首席公民”(princeps),又集总司令,最高法官和立法者于一身;但3世纪危机结束后,帝国皇帝的身份远没有如此暧昧,他看上去首先是个职业军人,而此时罗马国家的军队、中央政府及行省管理已经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