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和他们这一辈人一样是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每天晚饭后就是看晚报时间，至今我只要一拿起晚报，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读晚报时那种悠闲而又专注的神情。

时间真快，一转眼我母亲离世将近一年了，可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几次在梦中出现，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母亲走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看上去很是温煦，我们扶着母亲坐上轮椅车准备送往附近的医院。她患有严重的心衰，不住院随时可能有不测，那天她同意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轮椅车刚推进病房大楼，老人家的头已经低垂下来，进了急诊室后心电图上已经一条直线。无力回天，老人家走了，我只能自我宽慰，她选了一个有阳光的日子没有痛苦地走了。

母亲走了，做儿女的都成了没有爸妈可叫的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做孩子的感觉了，也许人生的经历真的就是一次次的告别。老人走了，感觉少了一堵墙，墙后面的那个世界无遮无拦的，赤裸裸地就在你眼前看得到的地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母亲是1932年生人，外公外婆给我母亲起名日昇，一个朝气蓬勃的名字。估计是请了一位老先生给起的。1950年她从上海明德女子中学毕业，进入上海银行学校学习。1952年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在那里她和我爸相识，结婚成家，当时银行的同事们都说他俩有缘，我妈是日昇，我爸名晓峰，夫妇俩是拂晓山峰上的东方日出。1956年，党和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我母亲即响应号召参加了教育部门主办的短期师资训练班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的人民教师，从此她在学校的语文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她既是一位优秀的语文高级教师，又是一位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班主任老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我母亲和那时代很多教师一样，十分看重人民教师的身份，表里如一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她的备课精细周到，我经常看到的场景是夜深人静了，她还在昏黄的台灯下凝神思索，对教案作反复推敲。我的中学时代还是“文革”时期，没有系统的语文教材，母亲总是以她的知识对我进行语法训练，她的方法就是让我改病句，通过改病句讲授语法的要义，这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亲耳听过母亲讲课，但是学生和她的同事们记得。母亲过世后，从学校的悼词里和当年学生在微信群里的回忆中，我得知母亲教学时的课堂节奏紧凑，重点突出，板书工整且设计有特色，还有那一手娟秀的字迹令人赏心悦目。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学校的老师，谈到了记忆中有一堂课讲的是《岳阳楼记》，我母亲一边讲，一边写板书，条分缕析地厘清文章的线索，等到板书完成，课堂上的学生们基本上能够跟着她的板书的要点背诵全文了。

她的同事们记得我母亲一辈子都酷爱读书，记得她推崇的一句话：教师的本钱一为善读，一为善写。她认为唯有教书者的善读善写，才能引领学生循序渐进地体会中国语言文字的美妙。为了让自己的每一堂课都成为精品课，她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她深知只有自己有了一桶水，才有能力给学生一杯水，为此她教书期间摘抄的笔记达几十万字，并且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了几十本。及至退休她还是沿袭了职业习惯，读书必有笔记，读报就有剪报。我母亲善于深入思考，工作中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是挑战自我。她的同事们称其是一位不拘泥于教学现状，敢于创新和突破自我的好教师。她们至今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母亲撰写的论文《论教学中思维动力定势与意识创新》，当时这篇论文因其不言而喻的前瞻性引起了同行广泛的关注，获得大家一致好评。

在同事们和她的学生眼里，我母亲为人低调，平易近人，待人热忱，行事干练，做事认真。在课堂上她教学声音清脆洪亮，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时又是那样地意气风发，和她瘦小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从教三十多年，做了一届又一届的班主任，不管是哪一届的学生，他们都没有忘记那个看起来严肃，实际上古道热肠，具有一颗慈母心的小老太先生。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后来也成了该校的高中班主任，这位学生至今还记得我母亲如何点评其作文，还记得我母亲去家访后，在暮色中匆匆离去的背影，她瘦小的身躯旁是“步高里”正大门的背景。前年重阳节，这位当年的学生特意网购了向日葵组合花卉，快递给我母亲。向日葵面向东升的太阳，蕴含着我母亲的名字，也蕴含着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的寓意。

我母亲一辈子善于隐忍。文革中由于我父亲的右派身份，免不了被反复批斗。我忘不了的一幕是在外滩天文台，红卫兵押着所谓的批斗对象去浦东农村劳改，我和外婆去外滩偷偷探视，只见我母亲脖子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在她瘦小身躯的映衬下，那块侮辱人格的牌子显得那般刺眼。后来母亲告诉我造反派将她居住的房子窗户贴满标语，使她在邻里面前抬不起头来。当时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受不了侮辱性的批斗在学校里跳楼自杀，上有老，下有小的她则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

我母亲为人通达，经过磨难的她早已看淡生死。我每次去看望或电话问候，她都说自己很好，当我为她的健康担心时，她都超然地说：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人都有一死，都这个岁数了，什么都不怕了，有病有痛，其实活得很累，一定程度上我是为你们活着。确实，进入风烛残年的她已经不惧死神的召唤，她担心的还是子女们的生活境况。我弟弟不幸罹患脑瘤两次手术，最后瘫痪在床，八十多岁的她只要有可能，或乘车或步行到我弟弟家和医院探望，给我弟弟带去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虽然她退休工资有限，但是尽其所能地给予补贴照顾。我深知她不愿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一定难忍这种悲哀，当我弟弟先她而去时，我们叮嘱家人不要将这残酷的事实告知于她，我们很怕她会问起我弟弟的病情，可是在我弟弟走后的一个月里，她都没有向任何人问过有关我弟弟的情况，连一句都没有问。也许亲人间有感应，她感应到了，也许她不敢问，不想破灭残留在心中的那一丝希望，更多的可能是她知道自己再无精力、能力关心我弟弟了，与其如此，省得多问，不做无用功了。

母亲，你爱读晚报，儿子在晚报上的这篇文字你在天上能看到吗？（亦文）